古文今译
（节选自施向东、冉启斌主编《古代汉语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章执笔：冉启斌。这里有删节）
古文今译是指将古代汉语的文本翻译为现代汉语的文本。一般来说，古文的今译是用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进行翻译。古文今译不仅可以很好地锻炼古、今汉语的运用能力，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古代汉语、了解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异同也是十分有效的途径。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时应该多进行古文今译的训练，提高古文运用的素养和技能。
一 词义、句义和文义的翻译
古文今译要建立在对词义、句义和文义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在理解词义时应该注意古今词义的发展变化。句义、文义的理解应该联系原著的上下文甚至原著的整体思想。只有准确把握了原文的词义、句义和文义才能对古文进行合适恰当的翻译。
下面选择极其常见的一段古文，对比一些今译，看看在翻译时对词义、句义、文义进行处理的一些情况。
《论语》是我国最常见的古代典籍之一。古往今来为《论语》作注的至为众多；进入现代以后《论语》的今译也不下数十种。这里以《论语》开篇第一章为例，原文如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里选择数家翻译如下：
先生说：“学能时时反复习之，我心不很觉欣畅吗？有许多朋友从远而来，我心不更感快乐吗？别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怫郁不欢之意，不真是一位修养有成德的君子吗？”（钱穆《论语新解》）65字
孔子说，“学得一种知识而能够依时温习：这岂不是很可喜悦的吗！有弟子从远方来：这岂不是很可快乐的吗！即使不见知于人而心里毫不怨恨：这岂不是一个君子人吗！”（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64字
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杨伯峻《论语译注》）52字
孔子说，“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李泽厚《论语今读》）48字
上面的今译粗看起来意思差不多，但一字一句地推敲起来，却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例如“时”，有的翻译为“时时”，有的翻译为“依时”、“按时”，有的用意译的方法处理（“经常”）。应该说这些翻译对文义的一个初步认识没有太大的不妥，但哪一种更恰当？杨伯峻在注释中说：“‘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指“‘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并指出“王肃的论语注正是这样解释的”，“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这不仅指出了“时”的正确含义，也辨正了前人的看法。“时”的这种副词用法多见于先秦古籍，如《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韩非子·说林下》：“不时筑，而人果窃之。”因此这里的“时”比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按一定的时间”、“依时”等。这些细微的差别在我们的古汉语学习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在语言文字学习中是尤其应该审慎地辨析清楚。
其他词语“习”、“朋”等也有类似问题。可见对词义的准确理解和翻译是不容易的。
句义的理解与翻译也需要仔细斟酌推敲。例如“不亦”，上述翻译多数采用反问的句式，翻译为“不……？”毛子水用感叹句式，翻译为“岂不……！”毛子水注释说：“‘不亦’，好像现代话的‘岂不’。”应该说上述各家对句义的理解都是正确的，翻译为反问句比较恰当。使用感叹句也无不妥，不过似略显生硬，与孔子讲此话时的语气不尽切合。词义的理解翻译是今译的重要方面，怎样合适恰当地进行句义翻译也是应当重视的。
有时候词义和句义都很清楚，但它在原著中的实际含义怎样却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涉及到文义的问题。以“学而时习之”为例，各家翻译不同，有的就与对文义的理解有关。学，钱穆注释说：“诵、习义。凡诵读练习皆是学。”毛子水注释说：“这里的学字，是指学修己的道理和学济世利人的知识而言的。”李泽厚说：“‘学’者，学为人也。”由于对“学”的对象看法不同，也就涉及到对后面“习”的翻译的不同。杨伯峻注释说：“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他认为：“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这把为什么将“习”翻译为“实习”的根据讲得很清楚明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习”的内容可能有多方面。孔子讲上述这一段话时的具体语境已不可知，似不宜处理得过于实在具体。
另外，在翻译的方式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钱穆的翻译多增加副词、主语等（如“反复”、“我心”、“觉”、“许多”、“更”、“些微”、“真是”等）；“人不知而不愠”，毛子水使用被动句式，并增添了关联词（“即使不见知于人而心里毫不怨恨”）；“有朋自远方来”，杨伯峻将“朋”改为说明性的短语（“志同道合的人”）；李泽厚增添了来的目的（“相聚”），等等。
上述译者都是文史名家，但背景有所不同。有的是历史学者，有的是语言学者，有的是思想史学者，因此对原文理解的出发点不尽一致。这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涉及到对经典解读阐释的问题。不同译者在今译时采取的方式也不相同，各有特点和优长。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古文今译应该做到词义、句义和文义尽量符合原著的实际情况，力求忠实恰切地反映原文的基本意义。
二 精确和通顺
精确是指翻译出来的文本应该精当准确地切合原文的意义。通顺是指翻译出来的文本应当是通畅规范的现代汉语。
先说精确。有的译文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并不切合原意。如：
兵之所由来者远矣……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淮南子·兵略训》）
译文：
兵之所以产生，由来已久……自五帝之时天下尚难平静，又何况乱世衰败之世呢？
这里只说其中的“偃”。上述译文把“偃”理解为平静，从文字上似乎也能找出一定依据，在上下文意中也能勉强讲通。《荀子·儒效》：“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杨倞注：“偃然，犹安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干部》：“偃，叚（假）借为安。”“安”可以理解为平静。但这样解释不仅迂回曲折，而且也不符合原文句义。按，这里的“偃”为“停止，止息”之义，实际上是指“偃兵”，即停止战争。《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庄子·徐无鬼》：“武侯曰：‘……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其可乎？’”《吕氏春秋·应言》：“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五帝而弗能偃也”，是说“五帝也不能停止战争”。虽然“不能停止战争”和“天下尚难平静”勉强有近似之处，但从“精确”的角度讲仍然相去甚远。
有的译文看似很准确，实则不能传达原意，也就谈不上“精确”。如：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译文：
我二十五岁了，又过二十五年纔嫁，就到木头那里去了。
“到木头那里去”是“就木”的直译，但“到木头那里去”意义不明，原文的含义显然是清楚的。“就木”实际上是“死”的代言词。现代汉语有“进棺材”的说法，如用“进棺材”翻译“就木”，不仅在文辞上与原文对应，意义也简洁明了。
古文今译时仅仅精确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译文的通顺。译文不通畅规范，这样的译文是失败的。如：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司马迁《报任安书》）
译文：
所以祸害没有悲惨超过贪图私利，悲哀没有痛苦超过伤心，行为没有丑恶超过羞辱先人。
上面的翻译单就每个字词来看差不多都讲得过去，但连缀成语句后却支离破碎，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没有这样讲话的。如翻译为“所以祸害没有悲惨于贪图私利的，悲哀没有痛苦于伤害心灵的，行为没有丑恶于辱没先人的”，就通顺得多。
有时候文句的某一部分是通顺的，但在整个上下文中却语义不连贯，这也是应该注意避免的。如：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孟子·滕文公下》）
译文：
曾子说：“耸起两肩，讨好地笑，在夏天的菜畦里生病。”
这样翻译前后两个小句看起来似乎都很通顺，但组合在一起就风马牛不相及，使人读后不知所云。按赵歧注：“病，极也。言其意苦劳极，甚于仲夏之月治畦灌园之勤也。”孙奭疏：“其劳苦有甚于夏之五六月而灌园也。治畦，曰灌园也。”实际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耸起两肩，做出讨好的笑脸，这比大夏天在菜地里干活还要累。”
精确和通顺是古文今译的基本要求。翻译古文时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准确理解古文的原意，也要调整锤炼译文的文字。
三 句式和语序的调整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句式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句式存在差异。例如古汉语中的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主谓倒置等。（可参阅有关课文）在翻译这些句式时，一般说来应该将其中的宾语、谓语、定语等按现代汉语的语序调整过来。例如：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左传·僖公四年》，宾语“不谷”、“先君之好”前置）
译文：
难道是为了我？只是为了继承我们两国先君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又如：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定语“可使报秦者”后置）
译文：
计策没有确定，寻求可以出使秦国的人，没有得到。
主谓倒置的情况应该分别对待。有的在现代汉语中属于不规范用法，应该调整主语和谓语的语序。但现代汉语中为了起到强调等作用，也有主谓倒置的，这种情况下应保留原来的语序。如将谓语放在主语之后，语气反而会减弱。如：
（王）曰：“快哉，此风！”（宋玉《风赋》，谓语“快哉”前置）
译文：
（楚襄王）说：“爽快啊，这风！”
另外，古汉语的状语后置，在翻译时也应作语序上的调整。如：
子何绝我之暴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状语“之暴”后置）
译文：
您为什么这么突然和我断交呢？
古汉语中的一部分被动句与现代汉语被动句语序不同，翻译时应作语序上的调整。如：
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遭受的行为“笑”在前，行为的发出者“大方之家”在后）
译文：
我将一直被大方之家嘲笑。
一些介词加宾语的结构，古代汉语中往往位于谓语之后，而现代汉语中有的应移位于谓语之前，这需要进行语序调整。如：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两个“于蓝”均为后置）
译文：
靛青，从蓼蓝草中提取，但比蓼蓝草更青。
因此，翻译之后，应该把译文反复诵读、反复推敲，直到意义显豁通畅、读之朗朗上口，才可以停止修改。
四 历史文化因素的准确传达
古代的每一部文献都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翻译古代文献不能脱离这些具体的语境。只有顾及文献的具体语境，译文才能准确地传达出古代汉语文本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因素，从而正确理解原文。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翻译古汉语文献需要广泛地学习领会。这里仅就若干侧面举例说明。
1．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比如，春秋时代以前，天子称“王”，如商纣王、周武王、周平王；诸侯一般称“公”，如鲁隐公，齐桓公，秦穆公，等等。楚庄王、徐偃王等人自称“王”，被认为是“僭越”，是违礼的。《左传》等儒家文献更是常常按照不同的爵位来称呼他们，如宋公、齐侯、郑伯、楚子、许男等。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东周王室进一步衰弱，同于一般小国诸侯，各诸侯国君陆续称“王”，如齐威王、楚怀王、秦庄襄王等。秦朝以后，天子称“皇帝”或“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等。汉朝以后，也有诸侯国，国君也称“王”。汉初的诸侯国王跟先秦一样，也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对中央政权是很大的威胁，甚至酿成“七国之乱”。所以汉朝逐渐削弱诸侯的权力，到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只有“衣食租税”的权利，王国内的一切政务，都由朝廷委派的官员处理。因此，在遇到这类词语时，必须顾及文献的时代，恰当地进行翻译。比如：
（1）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左传·隐公元年》）
上文中“先王之制”，有些读者以为是“郑国先王的制度”，这是不对的，郑国只有“先君”，没有“先王”。这里的“先王”是指先代周王。唐孔颖达疏认为是“周公之设法耳。”再如：
（2）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韩非子·难一》）
“相之”的“相”，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丞相”或“宰相”。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是秦官，秦悼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始设，春秋时代并没有这个名称。“宰相”的制度是魏晋以后才逐渐确立的，但“宰相”一直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在各时代指不同的官职。所以把管仲说成齐桓公的宰相，就模糊了时代面貌。
2．名物制度，随时而迁，因此，不同时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同名异事，同事异名者极多，若不加细察，执一概全，往往会误解文献意义，甚至指鹿为马，贻误读者。例如：
（1）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同一件事，《高祖本纪》作“郦食其……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
这里的“床”，并不是卧具，而是坐具，坐榻。《说文解字》：“床，安身之坐者。”这里的踞（倨），不是“蹲”，也不是“箕踞”，而是大腿向前，小腿和脚下垂（适合洗脚）的姿势，故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乐彦云：“边床曰倨。”在古代“踞（倨）”的动作对人是很无礼的，所以汉高祖刘邦常常引起别人的反感。再如：
（2）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注：辀，车辕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这里“挟辀以走”是什么情景，许多人以为是颍考叔两手把两根车辕夹在腋下，拉着车跑。但是服虔注云：“考叔挟车辕，棰马而走。”可见颍考叔只用一只手“挟辀”，那怎么能把两根车辕夹在腋下？孔颖达疏云：“古者兵车一辕，服马夹之。”这就解答了人们的疑问。再者，“挟”也不是“夹在腋下”的意思。《说文解字》：“挟，俾持也。”《玉篇》：“挟，怀也，持也。”在本句中“挟”显然就是“持”，就是用手抓着。古代的车也有两根车辕的，那是牛车。《周礼·地官·牛人》：“共其兵车之牛。”孔颖达疏云：“但兵车驾四马之外，别有两辕驾牛以载任器者。”
3．古代文献中的有些词语，表面上看很容易懂，读者常常不去深究，因而与原意违背，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中有的是因为时过境迁，古代妇孺皆知的生活常识，现代人已经相当隔膜，因此多数人已经不大懂得，遇到这类词语时，常常想当然地把它们理解为现代人熟知的事物；有的是古人行文时使用了修辞手法，把真实含义隐藏在了典故、比喻之中，没有一定古典文化修养的人，就容易望文生义，曲解原文。例如：
（1）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一句，许多人都理解成“七月里天气像火烤般灼热。”其实，这里“火”是指“大火”星，该星在仲夏黄昏出现在正南方，夏历七月黄昏，大火出现于天穹时就已经偏西，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所以下文说“九月授衣”（入冬前要发冬衣），如果不抓紧赶制冬衣，冬天就很难过：“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又如：
（2）《汉书》王莾《赞》云：“紫色?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尔。昔吾尝共人谈书，言及王莾形状，有一俊士，自许史学，名价甚髙，乃云：“王莾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颜氏家训·勉学篇》）
颜之推所讥讽的这位“俊士”，不懂得“紫色?声”是说王莽篡位称帝，不合正统，就像紫色非玄黄之正色，蛙声非律吕之正音一样，还以为是在描写王莽的形貌呢。《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汉书·王莽传》正是用了《论语》的典故。